教授《荆轲刺秦王》时，我发现学生在分析荆轲形象的时候，很容易脱口而出：爱国、知恩图报。我却认为这两点都是有待商榷的。学生们认为荆轲爱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事件及历史背景，可是作为教师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荆轲并非为燕国刺秦王。首先，荆轲并非燕国人，《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其次，我们回顾春秋战国的历史，在那个时代，士作为地位低下的阶层，他们的国家观念并没有那么强烈。国君赏识就留下来供驱使，若不赏识则再游历他国，可谓是“无恒产，有恒心”，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均是也。所以我们简单地将荆轲的形象说成“爱国”是不妥当的。那么我们普遍认同的荆轲刺秦王是为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即其形象是“知恩图报”是否正确呢？

在《荆轲刺秦王》中最激励人心的是易水送别一段，《战国策》与《史记》都有相同的记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学生在理解这一场景时，对荆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螳臂当车”般的悲壮是不难感知的，可学生对易水送别中的那种士为一诺言而情愿献出生命的情感是很难理解的。这一点，从学生读荆轲私见樊於期求取其头颅的反应可见，他们对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信任和承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那么在教学时，教师就要抓住一个切入点，让学生能真正理解荆轲的侠士精神。当我们仔细研读文本时，不难发现太子丹与知其事的宾客都白衣冠于易水上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士皆发尽上指冠，可对作为这次行动的主脑燕丹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太子丹在其中应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荆轲应燕丹之请刺秦王，临行前为取得出使秦的信物，取得了樊於期的头颅。两本史书都同样记载了丹的反应，“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这才函封樊於期头颅作为荆轲出使秦的信物。同样为了刺秦大业，同样要做出牺牲，燕丹对樊於期的死是极哀，而易水送别荆轲，士皆垂泪涕泣，为何没有描写太子丹的反应？再回顾前事，樊於期得罪秦王，“亡之燕，太子丹受而舍之”，当大臣鞠武谏请太子丹借匈奴之手将其灭口，以避与秦交恶时，丹回答说：“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荆轲出使秦国，需要使秦王信服的信物，再次提出需樊於期的头颅，太子却辞曰：“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再反观太子丹对荆轲的态度，当秦军压境，太子恐惧，他先是试探荆轲：“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当荆轲有所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舞阳！”面对刺秦王的两个关键人物，何以太子丹对樊於期是“不忍”，对荆轲却是“迟之”？

我觉得原因就在于太子丹从未真正信任过荆轲，他既不相信荆轲有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勇气，也不相信荆轲有刺秦王的武力。从太子丹找来十三岁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的燕国勇士秦舞阳为副，并让秦舞阳在秦廷上奉藏匕首的地图可见，这个刺秦计划的最初，负责刺杀秦王的是秦舞阳，荆轲只是代表燕国的使臣。

太子丹不信任荆轲的原因有二：一是荆轲素无名声，于燕时，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混迹于酒馆。二是推荐荆轲的人是田光。太子丹欲谋国事，通过鞠武结交田光，可太子丹并没有亲自造访田光，而是田光来见太子。虽然太子在席上极为恭敬“逢迎”，可太子并不信任田光，他先诫田光：“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田光最后自刎而死以全节侠之义。太子丹不信田光，对田光推荐的荆轲又怎能完全信任？于是便有了燕危急时对荆轲的试探，有了出行前的迟之、疑之。

    太子丹并不看重荆轲，更谈不上以国士待之，而荆轲为一诺言赴强秦，易水之上，心情怎能不五味杂陈？面对太子丹的易水送别，荆轲内心的悲壮、愤慨立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历史定格在这一幕，成为一帧永不褪色的画面。我们只有对易水送别这段文字进行深入解读，反复朗诵，学生才能被荆轲悲壮慷慨的侠士精神所感染，仿佛重现易水送别场面，为荆轲垂泪、扼腕。荆轲并非燕人，怎能说他是为爱国而刺秦？太子丹从未以国士之礼待荆轲，我们又岂能因为荆轲豢于燕，就说荆轲刺秦王是知恩图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