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乾隆销毁郑和下南洋档案，为切断穆斯林对明朝的留恋】
穆斯林为什么会留恋明朝？销毁郑和下南洋档案，怎么就会利于切断穆斯林对明朝的留恋？为什么一定要切断穆斯林对明朝的留恋？要弄懂其间的道理，首先要知道明史研究中有一派意见认为，明朝皇族是穆斯林，黎东方、白寿彝、周有光都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夫妇是回族人。既然明朝皇族是穆斯林，那明成祖朱棣派回族太监郑和七下南洋到底干了些什么，《郑和出使水程》档案一定记得清清楚楚，只是这套档案失踪了。
史家曾经以为，郑和下南洋的档案，早在明朝，就已被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焚毁。说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想模仿明成祖，重启下南洋计划，命兵部尚书项忠查找《郑和出使水程》，项忠查了三天找不到，责问库中档案怎会丢失，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听了，说郑和下南洋，花费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有什么益处，档案就是在，也应该销毁！南京大学历史系潘群教授说，就因为刘大夏这句气话，他被冤枉了四百多年，似乎郑和下南洋的档案真是刘大夏销毁的。
明朝档案保存的不多，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韦庆远教授解释说：“乾隆时期修撰《明史》之后，按照当时惯例，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烧毁。”在《明史稿》的《郑和传》中，尚有一些郑和船队的描述，明朝史料中没有，但《明史》成书时，郑和下南洋的许多细节被删除。所以很有可能，撰写《明史》时，郑和下南洋的档案仍在，但《明史》成书时，郑和这些档案已全部销毁。
那为什么要销毁郑和七下南洋的档案呢？因为郑和七下南洋都是在追寻穆斯林祖先的迁移史！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肖宪教授考证，郑和七下南洋途中，在东南亚传播的不是中国儒教，而是伊斯兰教，最后还派员朝拜了穆斯林圣地麦加。所以七下南洋的全程记录，可以更加清楚地显示，明朝和穆斯林的血缘关系。
如果不斩断明朝和穆斯林的关系，清朝穆斯林会在心理上认前朝是自己的归属，大量的回族人可能加入反清复明的阵营，不利于清朝统治和稳定。所以极有可能，是乾隆，销毁了郑和七下南洋的详细档案。


【乾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乾隆时代的新疆自治，首先是承袭穆斯林地区固有的伯克体制，加以一定改革。
所谓“伯克”，是突厥语，意思是“首领”，贵族世袭制，是古代穆斯林地方官的总称。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开始参照内地官制，对新疆伯克体制进行改造，废除世袭制，使伯克从贵族转变成各级地方行政官员，配以三品至七品品级，同时规定了各级伯克的职掌、回避、升迁、退休制度，铸成新疆统治的基本行政体系。
在各级伯克中，官阶最高的，是正三品阿奇木伯克。三品和四品阿奇木伯克，必须剃发蓄辫，穿清朝官服。但阿奇木伯克只管理穆斯林和西部外国侨民，无权管理满人、汉民、戍边犯人。总得来说，阿奇木伯克，是回疆行政管理的主体。
乾隆时代的新疆自治，首先是承袭穆斯林地区固有的伯克体制，加以一定改革。
所谓“伯克”，是突厥语，意思是“首领”，贵族世袭制，是古代穆斯林地方官的总称。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开始参照内地官制，对新疆伯克体制进行改造，废除世袭制，使伯克从贵族转变成各级地方行政官员，配以三品至七品品级，同时规定了各级伯克的职掌、回避、升迁、退休制度，铸成新疆统治的基本行政体系。
在各级伯克中，官阶最高的，是正三品阿奇木伯克。三品和四品阿奇木伯克，必须剃发蓄辫，穿清朝官服。但阿奇木伯克只管理穆斯林和西部外国侨民，无权管理满人、汉民、戍边犯人。总得来说，阿奇木伯克，是回疆行政管理的主体。
“阿訇”是波斯语，“老师”的意思，是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的人。乾隆统一新疆之前，阿訇的权限不止在清真寺，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惟听阿浑看经论定，伯克和罪犯从无不服。乾隆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对伊斯兰教纯取放任，不加干涉，教民们自由地诵经和礼拜，沿用伊斯兰教历书。不过，大凡信仰，总是力量无穷，而提供信仰服务的人，力大无比，很容易左右信众的决断。所以乾隆一是不允许阿訇兼任伯克，二是不允许他们干预伯克的行政事务，宗教是宗教，行政是行政。后来，连阿訇的任免权也收归中央政府，“凡阿訇出秩，要由伯克向该管大臣审荐，由大臣统一点充”。
也就是说，乾隆严格限制宗教势力对行政体制的影响，尽管宗教事务是自由的。
乾隆时代的新疆自治，更重要的是军府制，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新疆最高军行长官，其下设都统、分驻各地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各级阿奇木伯克分别隶属于各地驻扎大臣。新疆的司法体系，清朝军府官衙、新疆伯克衙门、伊斯兰宗教法庭并存，是多元化管辖，但在适用法律上，伯克衙门除了适用伊斯兰教法之外，必须遵行《清朝回疆则例》，如果重案需要刑讯，阿奇木伯克不得擅自受理，必须随时禀告本管大臣，听候委员会同审办，最后报伊犁将军复核，报请理藩院备案，凡遇到死刑案，伯克衙门根本无权处置，必须由军府衙门处理，还要转奏皇帝批准。
换句话说，清朝的新疆主控大权，仍在中央。


【圆明园里的清真寺】
圆明园里居然有一座清真寺，叫“方外观”，这是乾隆为容妃修建的做礼拜的地方，因为容妃是穆斯林，宠妻达人乾隆爷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礼拜堂。



【中南海新华门与回子营清真寺】
新华门，原本不是中南海的门楼，而是乾隆的容妃寝宫，名叫“宝月楼”。隔着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是回子营清真寺。这个格局，全因为容妃是穆斯林。容妃不易出宫，亲人不便来探望，容妃思念亲人和家乡，便可以登楼凭栏，望见对街的南疆屋舍、穿着维族服饰的亲戚、烤全羊、哈密瓜，还有这座清真寺。乾隆为解容妃的思乡情，在对街回子营，为她刻意营造了家乡氛围。

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寺”，明朝建长城，以武力抵御边疆少数民族，但没能挡住满人入关，清朝修庙寺，尽力团结其他少数民族，建一座喇嘛庙或清真寺，胜抵十万大军。对穆斯林问题，康熙曾授意大臣：“你们虽然招抚穆斯林，却遏止他们的伊斯兰教，难道能强迫他们皈依佛教跪拜喇嘛？现在已天下太平，惟有让他们各行其道才是，而强迫他们信仰其他教义，断不可行。”乾隆干脆娶了穆斯林容妃，在圆明园，为她建远瀛观做寝宫，其西不远处，建方外观做礼拜，在中南海，为她建新华门做寝宫，隔长安街建回子营和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京城中惟一的国立清真寺。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完成了天山南路的统一，和新疆穆斯林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并在京城划定区域，迁居一批穆斯林，其居住地称“回子营”。新华门对面的回子营，是离皇宫最近的穆斯林聚居区，住的是容妃的五叔家族和堂兄家族，他们是平叛功臣，人称“红帽子回回”。
清朝时期，宝月楼南侧，有一段长墙。民国初年，袁世凯把中南海辟为总统府，拆掉宝月楼南墙，楼身全部暴露在西长安街上，更名“新华门”。那时，对街的清真寺，仍叫“唤拜楼”。袁世凯复辟称帝，遭遇抵制，心情极糟，每于深夜在居仁堂办公，总从远处传来高声诵经之声。袁世凯每每听到似歌非歌的悲壮之声，总是毛发竖立，不寒而栗，便派人与清真寺阿訇商议，劝其觅地迁新址。阿訇认为，唤拜楼是整个京城的穆斯林礼拜寺，且有二百多年历史，不同意迁地另建。袁世凯老羞成怒，以开辟新路为名，派数百人，把清真寺的正门、邦歌楼、大殿拆毁。
不过，回子营犹在，2009年，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对西长安街进行拆迁改造，拆掉了中央警卫局楼房，使隐蔽在深巷大院里的遗迹呈现出来，但2010年6月8日凌晨，回子营所有遗迹，被彻底拆毁，新华门也成了行人不可逗留的中南海南门。


【乾隆独对穆斯林用重典】
在康熙、雍正、乾隆早期，清朝刑法并不区别对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但乾隆二十七年以后，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法规陆续出笼。那时候，大小和卓木叛乱刚刚平定，伊斯兰教被贬得一无是处，清廷上下，穆斯林“率皆鄙薄之徒”的观点，拥有更大的市场。反映在司法领域，便是触犯同一法条，情节轻重相等，对穆斯林的处罚远远重于对其他民族的处罚。
说是穆斯林爱偷东西，且带凶器，偷不成便直接变成抢劫，怎么办？乾隆二十七年，刑部上奏，“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例不足示惩”，请求日后遇到穆斯林偷东西，只要是结伙三人以上且带有凶器，不分首犯从犯，不必计算赃款数目，也不管是不是累犯，全部按累犯处置，发配云、贵、两广的边远地区充军。乾隆批准了这个报告，成为审判定例，这比《大清律》对窃盗罪的处罚明显加重。在穆斯林行窃案中，如果有汉人参与，处罚时“回重汉轻”。不是穆斯林，脸上刺“窃盗”二字，是穆斯林，脸上刺的是“回贼”。
说是穆斯林喜欢持械斗殴，打群架，怎么办？乾隆四十三年，山东巡抚国泰上奏，说穆斯林“强横好斗甚于常人”，仅照常人斗殴处断，无法“惩凶顽而安良善”，请求让重惩成为定例，被乾隆批准，具体规定是，凡是穆斯林结伙三人斗殴，打死人的罪犯抵命，其余犯人中，只要有一人持械，全部发配云、贵、两广的边远地区，结伙十人以上斗殴，即便没有人持械，但打伤了人，比照三人以上持械斗殴定罪。如果是回汉斗殴，法律会偏袒汉人，重惩穆斯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判词。
过去是明文重惩，今天是过分宽容，其实都不对，对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