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中学校门口右转，走个一百多米，就可以看见一栋已经建成了快四十年的住宅楼。上下班路上，或走在学校的长廊上，抑或是站在操场上，甚至是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每天都能看到这栋老楼。老楼虽然很老，可我万没有想到它竟已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多年，它就一直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面前这所学校，听朗朗书声、看莘莘学子。它就是一位见证者——龙城辅华学堂的岁月变迁，现在看来，它知道的最多也最清楚。

校工会的陈荣中和李文伟两位主席告诉我，这栋楼是当年我们学校出资为教师建造的宿舍楼，现在一些退休老教师还居住着，其中有一位就是今天我们拜访的——江苏省劳模、江苏省特级教师崔壬生。

初见崔老师，精神矍铄，头发不多也白的差不多了，眼镜后的目光很温和。他为我们开门后就招呼我们往里屋去坐。一张靠墙的方桌，桌椅共四张，他待我们坐下后才坐在最里面的那张椅子上，右胳膊肘微微地搭在桌子上。有一束阳光从阳台斜斜地照射进来洒在桌面上，此时我是一位倾听者和记录者，见证三位前辈畅叙幽情。

现年76岁的崔老师是苏州人，即使在常州定居多年，仍能很清晰地听出他的苏州口音。他也笑着说“到了苏州，有人说我有常州口音；待在常州，又有人说我有苏州口音”。1964年从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毕业后，他就分配到了三中，当时才21岁。直到2002年退休（后又留用一年），他在三中教师的岗位上坚守了四十个春秋。崔老师用言行践行着教育理想，我用钦佩的眼神看着他，而他只是语气平和、微微点头。

这是常州市最大的大礼堂

从过来人的口中了解过去，总会心生遗憾，恨不能时光倒转前去游历一番。崔老师说，三中当时分设初中、高中共六个年级，有三十多个班级，曾经初三有六个班级都是他一个人任教。

我来三中时间不长，今有幸得知在实验楼与跑道之间的地方原来还有着一座大礼堂。崔老师说，在当时，这是常州市最大的大礼堂，共有两层楼。一楼是礼堂的会场，二楼则比较拥挤，最南面隔成一个一个小房间，是住校男教师宿舍；中间是物理实验室和仪器室，摆放了各式的实验仪器；最北面留下了打乒乓的活动场地。我幻想着这样一座大礼堂的存在，想象着其中的陈设，感慨如果现在还留存着该多好！

我只会上课，不会演讲

交谈中，校工会两位主席都先后问了崔老师一个同样的问题：能否说说看，在您的教育生涯中，让自己最为印象深刻的教育故事是什么?崔老师停顿了一两秒，然后微笑着挥挥手说：“没什么教育故事，就这样平平淡淡的。”

崔老师1965年做班主任。到了文革期间，学校要带领学生“学工学农学军”，他们就去了茅山挖了几个月的煤；军事化制度管理下，他还做了个连长，参与了防空演练，甚至还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围绕着西太湖一圈进行拉练。66届、67届、68届毕业生们大多都去农村插队了，他则一直待在学校教书。在同事和学生的眼中，教研组长一直做到退休的崔老师是一位风趣幽默、温和耐心、学术专业、低调实干的化学老师。工作那会儿，他的笔记本或者是类似课课练的书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写满字，平时在办公室就是备课做练习。所以他的课堂才会令听者如痴如醉，一堂课下来几乎没有隔顿，教学环节相当连贯，常会让人觉得才上课就已经下课了。

崔老师很谦虚，面对称赞，他仍是微笑着摆摆手说，他只会上课，不会演讲。曾经学校搞活动，主持人邀请他上去说上几句，他赶忙推辞，笑称自己连话筒都不会用。如果遇到一些媒体的采访，更是婉言谢绝。

临行前，我特地问了崔老师一个问题，您这间屋子面积多少？他说，近五十二平。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或许空间太小的缘故，房间里摆满了东西。似乎很难承载生活的琐碎，但我却希望它能安顿好一份早已积淀而饱满纯粹的思想。（文：周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