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86年的高考之后，我便告别了我的母校——常州市第三中学。今年春节听说母校将要整体搬迁，心中不免焦急起来。从母校毕业三十多年，难道就要回不去了么？当年在母校发生的故事也如烟一般从记忆深处一缕缕升了起来……

母校紧靠着常州老城区北面的一条河流，名叫关河，上课时偶而能够听到轮船呜呜的汽笛声。校园并不大，但也不小，四周竖着又高又厚的围墙，隔开了周边热闹嘈杂的居民区，倒也算闹中取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那时候，我们初中的教室大都是青砖青瓦的平房，一个年级正好一排房子，三个年级前后整齐地排列着，教室之间的空地上种了些杂树，那里是同学们课间的乐园。教室外侧是一条很长的走廊，记得好像是一位历史老师吧，喜欢边走路边用手中的教鞭很有节奏地敲击墙面，每当听到这清脆而又熟悉的敲击声，同学们便会停下手上的动作，立刻安静下来，仿佛约定好的课前联络暗号。

母校唯一的一栋楼房是高中教室，楼前是一排篮球场，白白的水泥地面，钢管做的篮球架，篮框上常常只剩下一个铁圈。西面有一块很大的操场，是整个校园里最开阔的地方，碎煤渣铺成的跑道，每到开运动会的时候体育老师便会用石灰在上面划白线，于是这跑道便黑白分明地明亮了起来，青春矫健的身影也在跑道上活跃了起来。母校的体育在全市是有点名气的，女子篮球、男子举重还有田径项目都取得过好成绩，特别是女篮，曾经还拿过市里的冠军呢。我所在的高三（1）班就有一位女篮运动员考上了南京体院，然而就在录取通知书下发不久，一场意外的脑部摔伤竟然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这场变故让家长、老师和同学们悲痛不已，至今想起仍然不胜唏嘘。             

在校园的东面一带是个校办工厂。厂里一位职工的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当年并不明白学校为何要办工厂，后来踏上社会才慢慢理解，校办工厂是学校办的三产，用来补贴教学经费的不足，改善教职工的待遇。在改革开放早期，不仅学校如此，就连政府机关也用这个办法解决缺钱问题，这大概是那个经济窘迫的年代，人们迫不得已的办法吧。

在我心中母校始终是温暖的。她就像一位慈祥而温柔的母亲，不仅张开怀抱接纳了我这个借读生，还免除了我全部的学费。领导、老师和同学对我十分关照，让我从初中一直顺利读到高中毕业。初中时我的班主任周政老师，非常严厉，批评学生常常不留情面，很多学生都怕他，但他严厉的外表下却深藏着一颗善良的心。在我初中毕业的关键时刻，他鼓励我读高中，考大学，为我的人生发展及时指明了方向。

我的高中班主任池玉坤老师，他身材瘦小，写黑板时总是斜着身子，竭力伸长手臂写到最高处，一堂课下来，他的衣袖上总是落满一层白白的粉笔灰。他的女儿和我们同龄，他对待学生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同学总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行为，有的偷偷学抽烟，他会故意坐在身上散发烟味的同学边上，虽然不说一句批评的话语，却让满身烟味的同学如芒刺在背，恨不得脱掉衣服扔下楼去。有的同学上课时会忍不住偷偷看喜爱的《七侠五义》等小说书，他看到后也只是轻轻拍拍那位同学的肩膀，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而那个同学便会红着脸立刻合上书抬起头继续上课。池老师就这是这样，用他的宽容、沉默和善良保护了一颗颗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更教会了无数青年学生走入社会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道理。

或许过不了多久，母校就会搬去一个新的地方了。那里的校园一定会更宽敞，校舍一定会更崭新，操场也一定会更舒适，然而我对母校的全部思念终究停留在那条缓缓的关河边上，停留在那个铺满煤渣的跑道上，停留在那一排排平房里，停留在那段青春的岁月中。（文：1986届 储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