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进三中初中部，1973年高中毕业，在此整整六年时间。此时正值“文革”时期，学校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由于我写字速度快，又比其他同学擅长写字，抄大字报就成了我的主要功课。当时负责学校宣传工作的是王申伯老师，王老师个子高高的，戴了一副民国时期的圆框眼镜，最显眼的是中山装上衣表袋中插了两支钢笔，一看就是很有学问。特别是王老师的一手“标语体”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三中的这种“标语体”风靡全市，流行了多年，一直到有电脑才得以代替。

记得有一次在大礼堂门口柱子上写毛主席的手书“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标语，王老师是个老学究，虽说是美术老师出身，但还是十分谨慎地打格、放大、描摹。当时我正在抄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看到王老师一筹莫展的样子，于是毛遂自荐地说：“王老师，让我来试试。”没等他疑虑的眼光移开，我就抓起油漆刷在柱头上写了起来。王老师很惊讶：“这可是写的主席体呀？胆子够大的！形似，形似。”当时到处都以在墙上写毛主席语录和画毛主席头像为时尚，我也不例外。

此时，旁边有位男老师操着浓重的武进口音说：“字写得活灵活现，可惜没临过帖啊？”我望了望他远去的背影，问王老师那位老师是谁？“教语文的周斌成老师。”王老师说。但“没临过帖”这句话扎痛了我的心！

礼堂外面的毛主席诗词写好后，王老师领了我们到大礼堂里面，在窗户中间的隔墙上要写多条毛主席语录，并在语录的题头上要绘上毛主席的侧面头像（是当时毛主席语录经典的标配）。此时王老师朝我瞧了瞧，意思是你能写毛主席诗词，能否画毛主席的头像呢？我也干脆看着王老师，心想：你应该带领大家一起画啊！王老师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疑问，接着说：“我是属封资修的改造对象，哪敢随意画毛主席的头像，万一有个闪失，那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还是你们红卫兵来画，才没有思想负担啊！”最后大家一致推荐我来画毛主席的头像。当初我是十分认真地来完成任务。首先根据宣传原稿上的范本打格、放大，得到工宣队、校革委会黄主任同意后用复印纸描到墙上，再用红漆绘成。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三中时，大礼堂墙壁内的毛主席头像和语录还留存在此。

记得1970年4月，为了响应上级“大力开发江南煤田，迅速扭转北煤南运”的号召，三中70届的同学去茅山文教营参加挖煤劳动。当时我被编入三连三排，周斌成老师是带队的连长。我们在茅山茅东林场劳动，白天开山挖煤，晚上我和周老师一起要配合团部出《挖煤战报》，周老师撰写文稿，我负责配图、刻钢板、油印小报。为了配合战报的编写，我和周老师同吃同住。当时同学们和老师都睡通铺，晚上熄灯后，有幸得到周老师语重心长的教诲。当时他已年过半百，真诚地告诫我：“你现在年纪轻，虽然抄大字报又快又好，长期下去可不行，你应该多临帖摹碑，特别要从颜欧着手，我建议你多写勤礼碑或多宝塔碑帖。”我第二次被刺痛，似懂非懂地答应。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啥叫“勤礼碑”和“多宝塔碑帖”。虽然小时候父亲曾要我临“法帖”，但不知什么是“法帖”，内容是什么。当时的“法帖”是属于“四旧”和“封资修”的东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默默地记在心中。可是周老师那晚对我说的话居然被人汇报了上去，领导要我深刻检举揭发周老师传播“封资修”的行为，在全排同学中斗私批修，在劳动结束时还点名批评。这件事我印象极深，回城后去新华书店想办法觅帖。那个年代，书店除了摆满《毛泽东选集》，就是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根本找不到法帖。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同学的家中发现了一本《颜真卿勤礼碑帖》，我如获至宝，借回来采用描图纸拷贝，一口气完成后把它染成蓝图作帖，每日临摹，一直坚持到能在新华书店买到真正的彩印本字帖为止。

我要感谢恩师周斌成老师，在我人生迷茫时，为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培养了我坚持临帖的好习惯，以至于我把书法当做终身伴侣，最终成为了中国书法家的一员。

当年的岁月不会再来，但记忆深处依然留下了那些岁月和人物。今天借母校90周年生日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来纪念一下两位恩师，更是我对母校深切的怀念。（文; 1973届校友  季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