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限娱令】

说起影视剧的审查制度，广电总局真的要好好拜一拜乾隆，这位清史上著名的傲娇皇帝兼文青，首创了剧本审查制度，堪称“精神维稳”的开山鼻祖。作为资深戏迷，乾隆懂音律，会作曲，但就是这样一位懂戏爱戏的皇帝，一共禁了300多出戏，其中不乏许多名戏。
从帝国稳定的角度考虑，像《水浒》这种鼓动“造反有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戏曲被禁，完全可以理解，但像《西厢记》和《牡丹亭》这样的才子佳人戏被禁，怎么也让人想不通。这些歌颂爱情的戏曲既不反动，又不淫秽，完全没有被禁的理由。不过，乾隆不是凡人，他要站在帝国高度来考虑问题。
在乾隆看来，只要是爱情戏，就必然会出现男女调情的情节，这些情节“少儿不宜”，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万一孩子们看了“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早恋或者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怎么办？
乾隆还严禁武打动作戏，像成龙和李连杰这样的动作巨星，如果穿越回清，肯定前途渺茫。那些含有凶杀暴力血腥场面的戏曲，在乾隆治下绝无公演可能，因为朝廷担心青少年辨别能力差，模仿能力强，会受戏曲蛊惑，走上街头舞刀弄棒，不利于社会和谐。
今天火爆荧屏的宫廷政治戏，在乾隆时期也属于禁演范围。在这类戏里，皇帝经常被塑造成荒淫无度、听信谗言、冤杀忠臣的昏君，这样的形象，显然与皇帝“高大上”的职业定位严重不符。那能刻画奸臣吗？也不行！因为但凡被定位为奸臣，其做人基本上没什么底线，酒色权钱，祸国殃民，一样都不能少，把这些败类搬上舞台，公务员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其实乾隆之前，朝廷也有禁戏令，但跟前任比，乾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光禁戏，还热衷于改戏。在颁布禁戏令的过程中，乾隆发现，很多经典好戏用他的标尺一量，都会被毙掉，如果简单粗暴一禁了之，可能会没戏可演。怎么办呢？改戏！
在创作新戏方面，乾隆投入了极大热情，他自组了一个戏曲创作班子，很多有文艺才能的大臣在工作之余，要兼职做编剧。在剧本内容、唱腔演技、服装道具方面，乾隆会亲自给出指导意见。这些宫廷戏，都是大制作，大排场，一位有幸看过宫廷戏的大臣说，宫廷戏的演出规模，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戏台有好几层，演员动辄数千人，很多大戏从头到尾演一遍，竟然需要十多天时间。
此外，乾隆首创了剧本审查制度，他要求地方官把好剧本上报给他，由他专门组建的审查班子进行修改，三观不正的，要端正，伤风败俗的，要净化，总之，要让普通百姓通过戏曲感受到朝廷满满的正能量。
乾隆时期的戏曲，因投入多，扶持力度大，可谓空前繁荣，但就因为有审查制度钳制，这一时期的戏曲题材单一，空洞乏味，能表现的主题，基本是喜庆、欢乐、祥和、太平这几种。这些内容因为无法反映现实，被后人批评为“虚张太平声势，点缀圣朝恩德，伪造天命天意，宣扬道学迷信”。

【清宫洋画师郎世宁和他笔下的瘦马】

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宫廷画师。他画的马很有名，有一幅《百骏图》被列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与《清明上河图》和《富春山居图》齐名。
郎世宁画马图有一个特点，马群里总会有一匹枯瘪如柴的瘦马，郁郁寡欢，分散在不起眼的角落，和那些壮硕的马匹形成鲜明对比。

后世鉴赏家们认为，这瘦马，就是郎世宁的自况。
郎世宁凭借过人的绘画才能，27岁进入中国皇宫，之后三任皇帝都对他青眼有加，赏赐不断。宫廷画师一般没有官职，但郎世宁却被封为奉宸苑卿, 赏三品顶戴。去世时，乾隆加恩给予侍郎衔，算是十分风光。

那郎世宁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一匹孤零零的瘦马呢？
这要从郎世宁为什么来中国说起，他是耶稣会传教士，千里迢迢来中国，是为了传教。他能顺利进入皇宫，和中国最高统治者对话，正好是传教的大好机会，但没想到的是，三任帝王都赞赏他的绘画才能，却完全不给他传教机会。康熙还曾苦口婆心地想劝他放弃传教，说“你怎能老是关怀你尚未进入的未来世界而漠视现实世界”。在他77岁时，他曾做过一次大胆的尝试。有一天，乾隆照常来看郎世宁作画，郎世宁突然跪下来，说了几句“我们的神圣教律”之类的话，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卷用黄绸包裹的耶稣会奏折呈上，两边的太监都吓坏了。还好那天乾隆心情不错，没发脾气，还向他解释了禁教范围，说传教士均有信仰自由，清朝只是禁止满人信教。经过此次事件，郎世宁每次入宫，都会被搜查，确保他没再带有此类奏折。
作为一个把传教当成最高理想的教徒来说，明明有很好的机会却无法利用，就好像一个人渴得快要死了，嘴边有清冽的泉水却永远喝不到，煎熬可想而知。
传教事业不顺带来的抑郁心情，艺术创作或许可以抚慰，但他的绘画生涯也充满挫折。在清宫中，他不得不把西洋油画画得如同中国工笔画，康熙仍说他的作品“虽然描绘很精细，但是缺乏神韵”，可在西方人看来，他的油画已经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到了乾隆时期，皇帝常常命令很多画师共同完成一幅作品，实际上是把画师当工匠，完全不尊重他们个人的艺术理念。
郎世宁的同事——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抱怨：“吾人所居乃一平房，冬寒夏热，实为属民。皇上恩遇之隆，过于其他传教士，但终日供奉内廷，无异囚禁，作画时颇受挚肘，不能随意发挥。”我们找不到郎世宁如此抱怨的只言片语，但他在清宫兢兢业业服务了半个世纪，他的体悟肯定更加深刻。他虽然没有说话，但他笔下的瘦马，写尽了一生的失望落寞。




【传教士的上层路线】

中国是一个对私交特别重视的国家。对西方传教士来说，穿华服、说汉语、行华礼、读汉书，对他们的传教事业特别是人身安全产生的影响，远不如打点好与皇帝和高官的关系来得实际。所以，很多在中国混得开的传教士，都与皇家保有私人关系。
你可能会好奇，传教士整天伺候皇帝，还怎么传教，这其实是一种策略。在中国呆久了，传教士们发现，要想在中国干成点儿事，必须得到高层支持，所以要走上层路线。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都特别注意维护与皇帝和高官的关系。

在官场上混，最重要的是，“我上面有人”。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因为分秒不差地预测了一个月以后的日食，受到多尔衮赏识，顺利当上清朝钦天监一把手。除了多尔衮，汤若望的上面，还有孝庄皇后。汤若望治好过孝庄皇后的病，与孝庄皇后有很好的私交。顺治登基的庆祝宴会上，孝庄皇后把自己的手镯送给汤若望，以示感谢，同时提出要做他的义女。彪炳清史的国母认一位洋人为义父，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因为这层关系，顺治皇帝从幼年起，就叫汤若望“玛法”，也就是“祖父”的意思，汤若望出入清宫，可以不用太监通报。汤若望晚年被陷害，以75岁高龄被判凌迟处死，但孝庄皇后出手捞人，汤若望得以保全。
在清宫中，同样混得风生水起的，还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南怀仁不仅掌管钦天监，而且是康熙的老师，他最受皇帝欢迎的，是他的军事工程师身份，他会造火炮，而且引进了欧洲最先进的瞄准系统，他设计的火炮，无论是设计水平还是制作工艺，都超过了欧洲。在南平三藩的战争中，这些武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南怀仁备受康熙赏识。

可以说，在清廷混得好的传教士，都有技艺傍身。这些技艺巧思，中国人没有，所以很容易被皇帝接纳。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传教士的敏感身份，科学家和艺术家这样的身份，不容易被皇帝忌讳。南怀仁在给罗马教皇写信时特别提到，能把上帝送进中国人内心的，只有科学。为了向中国皇帝投其所好，派往清朝的传教士，大都精通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型。
康熙以后，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特别是乾隆时期，传教士动不动就被驱逐，甚至人头落地，腥风血雨。只有呆在京城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才会被网开一面，不受殃及。对此，传教士有着清醒的认识，“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有的技艺以及皇帝对他们的保护”。这也是京城传教士为什么要时不时向乾隆推荐新的传教士进京，通过进贡和向皇帝提供服务从而赢得好感的重要原因，这样做，可以让皇帝“即便不是支持我圣教，至少也是不再迫害他”。



【康熙PK路易十四】

作为史上最强大的东方皇帝和西方君主，康熙和路易十四有很多共同。两人都是少年天子，路易十四5岁即位，康熙6岁登基。亲政后，两人都是战功赫赫，治国有方。两人同样精力过人，兴趣广泛，路易十四每天工作6到10小时，康熙在位61年，除生病和重大节庆之外，几乎无一日不听政。康熙开启了康乾盛世，路易十四建起了法兰西科学院，让法国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同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如果康熙和路易十四PK一下，谁更厉害？两人终身未曾谋面，不好比，但两人之间有过一次不动声色的较量，胜负分明。
首发出招的是路易十四。1687年，路易十四派耶稣会神父白晋出使中国，拜见康熙，送上很多礼物。表面看，这是英雄惜英雄的友好姿态，实际上却是一招制敌，路易十四想让白晋说服康熙，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也就等于征服了中国，征服了东方。而同时征服了东西方，路易十四就是世界之王。
没想到，康熙举重若轻，将进招化为无形。更乌龙的是，白晋不但没有游说成功，而且把自己赔了进去。他被康熙的魅力折服，毅然决然地跳槽，拜在了康熙门下。1697年，康熙“反聘”白晋为钦差，回到法国，宣扬中国的物华天宝，赫赫天威。
白晋为康熙打工，相当尽心尽力。首先，他很重视领袖的形象建设，精心编撰出版《康熙帝传》，描述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说康熙“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他毫不客气地把路易十四排在了康熙后面。其次，白晋在法国为康熙搜寻人才，召集到一批学识渊博的传教士和科学家。
由此看，康熙和路易十四大PK，谁胜谁负，已是明明白白。
有意思的是，路易十四胸怀十分宽广，虽然赔了特使又折兵，但并没有嫉恨康熙，反倒对中国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在凡尔赛宫，用从中国进口的瓷砖，为情妇建了一座模仿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策划过一场中国风格的晚宴，路易十四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轿子出场。
路易十四在欧洲皇室中，起着时尚代言人的作用，他成了康熙的粉，到处展示中国文化，整个欧洲随之效仿。从政界到文化界，从贵族到平民，都沉醉在对中国话题的狂热之中。人们争着读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贵族家庭也以摆设中国瓷器来炫耀地位。贵妇们聊的都是中国制造，身上一定有着中国丝绸，高跟鞋面上是最当季的中国风格图案。这场“中国热”，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
两位国君惟一一次交手，东方帝国大获全胜，但这也是清廷和法国交锋的惟一一次胜利。